别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治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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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现代化等概念主chαo是怎么汉字要来自西方 ，因此长期以来 ，人们多从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化角度进行研究 ，忽略甚至否认中国传统治理文化资源及其价值 。在不少人看来 ，中国传统社会偏于管理甚至统治 ，治理的观念不强 。其实 ，这一认识是值得商榷的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治理文化资源相当丰富 ，在治理精神与治理价值上也别具特色 。
安定文化
从治理目的看 ，“安定文化”是根本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载 ，绵延不绝并不断发展壮大 。究其因 ，将“安定”作为治理文化的根本是主要的 。如许多成语都与“安定”有关 ，包括治国安邦 、安定团结 、国泰民安 、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 、安如泰山等 。又如不少地名都是基于“安定” ，较突出的有西安 、长安 、北平 、保定 、泰安 、淮安 、雅安等 。可见 ，“安定”是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基座 ，也是治理文化之基石 。唐太宗曰 ：“夫治国犹如栽树 ，本根不摇 ，则枝叶茂荣 。君能清净 ，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康熙谕礼部曰 ：“朕唯至治之日 ，不以法令为亟 ，而以教化为先 。其时人心醇良 ，风俗朴厚 ，刑措不用 ，比户可封 ，长治久安 ，茂登上理 。”由此可见 ，古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都将“安定”作为立国之本 。当然 ，“安定”文化包括国家层面 、社会方面 ，还有组织 、家族 、家庭 ，更有个体 ，既有“外安” ，又有“内定” ，是身与心的统一 。这就需要给“安定”以不同的定义与理解 。过去一段时间 ，受西方现代化与治理文化影响 ，人的个性解放被有的人视为至高无上 ，反而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安定”视为对人性的束缚扼杀 ，并将之归因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超稳定结构” 。其实 ，从中国地域广大 、人口众多 、多民族的复杂性 、生活习俗的多样化等来看 ，没什么比“安定”更重要的 。只有做到“安定” ，才谈得上安居乐业 、人民福祉和长远发展 。这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永续发展 ，家庭 、社会 、民族 、国家避免了不少分裂动荡的重要原因 。安定不但是治理的根本 ，也是人民的期望 。因此 ，以西方个性 、绝对自由来否定中国传统治理文化 ，既是非历史的也是不现实的 。
民生文化
从治理内容看 ，“民生文化”备受重视 。在中国古代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 ，它几乎贯穿每个朝代 ，也是许多明君贤臣治理国家的法宝 。第一 ，民为邦本 ，强调“民”的重要性 。西周就有“敬天保民”之说 。孟子将“民”置于最高位 ，认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荀子提出 ：“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强调“民”与“庶人”为根本 。第二 ，仁者爱民 ，强调治理者要善待民 。只重民还不够 ，更要爱民 ，这才能拉近与民的距离 ，与他们同呼共吸 ，成为血肉相连的共同体 。孟子认为 ：“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程颐在《代吕晦叔应诏疏》中则表示 ：“为政之道 ，以顺民心为本 ，以厚民生为本 ，以安而不扰民为本 。”这种视百姓为亲人 、己身 、知己的看法 ，突出治理之“仁” ，是与民亲近的具体形象表达 。第三 ，教民养民 ，强调给民以物质与精神力量 。既然民为本 、要爱民 ，就要有所体现和有可行路径 ，对百姓行教就十分重要 。孔子《子路篇第十三》提出“有教无类” ，打破教育为贵族专利 、庶人不能得教的成规 。孟子强调教民重要 ，“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 。有这样的理念 ，百姓才能受惠得教 ，懂得知书达理 、长幼有序 、仁孝爱人 ，守规矩 ，知进退 、得失 、爱憎 、荣辱 。另外 ，孔子重“富民” ，孟子重“制民之产” ，荀子重“节用裕民” ，都涉及百姓生活富足 。显然 ，中国古人在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的基础上强化民生 ，这是治理文化的要义所在 。
共治文化
从治理主体看 ，“共治文化”由来已久 。中国古代治理常被简化为皇权专制 ，这一认识将丰富的内容简化了 ，因为中国历史 、社会 、朝代 、地域 、文化 、民族之间的差异较大 ，不能简单用一把尺子衡量 。钱穆认为 ，中国过去的政治 ，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它自有制度 、自有法律 ，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 。费孝通提出“双轨政治” ，包括自上而下的官治和自下而上的绅治 ，即“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 。他进一步说 ：“绅士从一切社会关系 ：亲戚 、同乡 、同年等等 ，把压力透到上层 ，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 。”除此 ，还有家族和民众的自治参与 ，这是“官治”与“绅治”无法代替的 。徐勇等人认为 ，中国古代存在两种秩序力量 ，一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治” ，二是以家庭（宗族）为中心的“村治” 。人们总认为 ，中国古代是官治民 、绅导民 ，民是被动和被治的 ，却忽略了官与民的关联与互动 ，看不到“民众”的治理主体性 。古人云 ：“文王智而好问 ，故圣；武王勇而好问 ，故胜 。夫乘众人之智 ，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 ，则无不胜也 。”讲的即是“众人之智”和“众人之力”的治理功能 。中国民众还有自我修养 、规范 、治理的特点 ，讲理入情 、人在做天在看 、做个好人等都是其行为规范与内心诉求 ，否则就很难理解“修身”“养性”“齐家”等国人的精神追求 。可以说 ，绅治是君治 、官治与民治之间的桥梁纽带 ，“民治”与“家治”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石 ，三方面相互依存 ，缺一不可 。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是“三轨”（官治 、绅治 、民治）的“共治文化” ，更加准确合理 。
心治文化
从治理途径看 ，“心治”文化至为重要 。中国古代治理重王道 。而“王道”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 ，为政者只有具备圣人至德 ，才能行王政 。因此 ，“内圣”与“外王”是与“心治”相关的更独特的治理文化 ，它往往比别的治理更内在 、长久 、有效 。孔孟以来 ，中国治理文化的核心是“心”“心治”“治心” 。第一 ，修身养性 ，内观于心 。只有治理主体之“心”得治 ，才能去治理别人 。明代张居正将“正心修身”视为“国治之大本” 。没有治理主体的“心治” ，别的都无从谈起 。第二 ，心通意明 ，同心同德 。若无通明公正之心 ，就会成为隔膜的个别“私心” 。程朱理学特别是王阳明更重“心即理也”之“心学” ，清代于成龙强调“天理人心” 。只有每一个体之“心”相通 ，有“公心”“民心”“天地之心” ，“心治”才能成为更内在的文化 。第三 ，心悦诚服 、心灵共鸣 。“心治”要有一定场域 ，离不开相互激发 。只有上下内外达到同心共鸣 、心悦诚服 、心满意足 ，才能生成最有效的治理文化 。陆九渊演讲“只用简易浅显的方法 ，直扣听众的本心” ，这是发自内心 、本心 ，也是收放自如 、感天动地的灵魂碰撞 。苏东坡 、郑板桥等人为政 ，所到之处深得民心 ，与百姓同呼共吸 、心心相印 ，甚至生死与共 。
贤明文化
从治理价值看 ，“贤明文化”是理想 。与西方治理文化更重“才能”比 ，中国古代更重“贤明” ，包括人品 、德行 、精神 、境界 、智慧 ，“贤明文化”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股清流 ，也是至高无上之理想 。从三皇五帝始就崇尚贤明 ，尧 、舜 、禹的禅让更是贤明的标志 。《战国策·燕策》载 ：“臣闻贤明之君 ，功立而不废 ，故著于《春秋》 。”被欧阳修誉为“致治之美 ，庶几成 、康”的李世民有“太宗之贤” 。康熙曰 ：“朕观人必先心术 ，次才学 ，心术不善 ，纵有才学何用 。”中国古代不少为政者求贤若渴 ，将贤良人才视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关键 ，刘向《说苑·尊贤》中有“无长安之国 ，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 ，失之者为亡 。自古及今 ，未有不然者也”之说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以“德”“能”为标准分四类 ：德才兼备为圣人 ，才德皆无为愚人 ，德胜才谓之君子 ，才胜德谓之小人 。可见“贤德”之重要 。
简约文化
从治理方式看 ，“简约文化”盛行 。第一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崇尚“简约” 。老子倡导“无为而治” ，古人也有“妙言之径 ，大道至简”之说 。即是说 ，“贤明”是为政者遵循的“大道” ，贤明者知天地变化之理 ，有德有仁 ，有爱有信 ，百姓自愿跟从 ，为政简单易行 。第二 ，“政简刑清”式治理 。这包括政事简明不扰民 、刑罚公正有人情 ，与民休息 、薄赋敛 、轻徭役 、简冗员 、无讼息讼等 。举凡安定清明的朝代 ，统治者都重为政简约安静 ，不生事扰民 ，不与民争利 。第三 ，重清静寡欲的自我修养 ，这是简约治理的内化 。“清修”是中国古人思想境界的标志 ，不少清官廉士以此得名 ，并深刻影响官场及其治理生态 。第四 ，由切己小事进行简约化治理 。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室不扫何以治天下”“所治者大 ，则所守者小”都是简约治理 。总之 ，简约治理文化以“大道”藏身方式 ，通过修身养心 ，仁德为上 ，去繁杂 、不生事 、不扰民 ，顺时守节 、取诸自身 ，就会获得大智慧 。
当然 ，中国古代治理文化并非完美无缺 。如以“家治”为中心易导致“公心”缺乏 ，群体与国家意识淡薄 ，“各人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其形象表述 。不过 ，即使如此 ，也不能忽略和无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优长与价值 ，这是确保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治理文化自信的关键 ，也是培育再造现代治理文化的底气与前提 。
【编辑:马继】